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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老思想，通常指代西汉建立初期的治国理政思想。黄老思想当中的“黄老”，取自上古传说当中黄帝轩辕氏、道家人物老子的称呼。 黄老思想整体属于道家思想流派，但是和普遍意义当中的老庄道家，存在差异；属于结合诸子百家思想后，对道家思想批判形成。
(资料图)
黄老思想具体的起源，目前仍然存在比较激烈的争议；关于黄老思想的形成思想，以及具体的形成地点，仍然没有较为统一的观点。 历史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，黄老思想应当形成于战国中期，大致位于稷下学宫兴起前后，具体形成时间无法确定；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《黄老帛书》后，黄老思想的形成时间，被认为不晚于公元前四世纪。
黄老思想的代表作品，主要包括稷下学宫的《管子》四篇以及《淮南子》，其中《管子》《六家要旨》等篇，在作者身份和创作背景方面，存在较大争议。 黄老思想作为思想学说本身，对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发展影响相对有限；其对于中国古代历史的主要贡献，为其作为汉初治国理念的政治价值。
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。西汉建立初期，汉代统治者选择以黄老思想，作为治国理念的主要指导方针，大部分是基于社会现实情况的考虑。
东周至秦的历史长时段当中，中国古代社会基本处于战争状态。春秋战国时期的争霸战争、秦灭六国的统一战争、秦末的农民起义战争，对于中国古代社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。长期的战争状态，直接造成了汉初社会严峻的生产力缺口问题。
西汉建立初期，人口数量大幅下降，仅为正常社会时期的三分之一；根据相关学者的统计数据，包括逃逸人口在内的汉初人口数量，约为1300万至1600万左右， 相对于汉代鼎盛时期的6000万人口，存在巨大的人口差额。
《史记》：“至汉祖定天下，民之死伤，亦数百万，是以平城之卒，不过三十万，方之六国，五损其二”
人口数量的缺少，对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落后，并且对于农业生产具有高度依赖的汉代社会，造成严重的生产压力。 大量的农田处于荒废或者半荒废的状态，有限的人口导致无法生产出足够的粮食，普通群众的日常生活需要出现严重的供给不足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西汉初期的平均气温出现明显下降趋势，对于习惯高温的农业生产，造成进一步的负面影响。 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，导致西汉建立初期，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。
凋敝的社会环境，导致汉初统治者必须尽可能采取恢复社会生产的方式，以实现新生政权的巩固问题。 黄老思想及其所倡导的“无为而治”，要求轻徭薄赋、与民休息的治国政策，相对符合汉初环境当中，社会生产恢复的总体需要，因此受到汉初统治者的主张。
除却对社会发展的考虑，黄老思想成为汉初治国理念，很大程度上受到汉初思想环境的影响，属于特定思想环境的产物。
西汉建立初期的社会思想环境，处于极端的混乱状态。春秋战国开始的诸子百家学说，经过较长时间的发展演变，在不断的融合中实现批判发展， 已经成为内容庞大、形式复杂的多种学术流派，使得汉初社会出现思想混乱的局面。
同时，西周时期原有的礼乐思想，在长期的战争当中已经基本完全破坏，社会层面不存在具有强大统治力的思想学说，进一步加剧了汉初的思想混乱。
为应付混乱的思想局面，汉初统治者需要从主流学说中进行取舍，以实现思想统治的同时，避免因为对思想的高度管控引发的社会问题。
黄老思想兼容并蓄的特征，使得其能够很好地融合各家学说，一定程度上减轻社会思想的混乱，同时避免重蹈秦代法家思想的覆辙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汉初主要的政治人物当中，大半为黄老思想的提倡者。通过这部分人群在汉初政治局面当中的活动， 黄老思想逐渐受到统治集团的接纳，为黄老思想最终成为汉代的治国理念，做出了充分的人才准备。
汉初黄老思想作为治国理念，具体应用于治国理政的实践过程当中，体现成为“无为而治”的主张。 黄老思想所提倡的“无为而治”，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不作为；其核心理念，是通过“无为”实现“无不为”，从而实现社会的治理。
《新语》：“夫道莫大于无为，行莫大于谨敬。何以言之？昔虞舜治天下，弹五弦亡琴，歌南风之诗，寂若无治国之意，漠若无忧民之心，则天下治”
黄老思想“无为而治”的理念，首先表现为“君无为而臣有为”，即要求统治集团能够各司其职，避免不必要的外部干涉，实现内部自然地运作及发展。 其次，黄老思想要求重民爱民，以民本作为“无为而治”的基础逻辑，主张治国理政的措施必须符合群众的需要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黄老思想主张的“无为而治“，不反对礼法和刑罚的作用。黄老思想对于礼法的认可，属于“自然理序”主张的延续， 即认为礼法是道的内在组成部分。因此，黄老思想承认德刑对于社会治理的价值，认为礼法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必要条件。
基于“无为而治”的理念，黄老思想针对汉初的社会状况，提出一系列的治国理政措施，极大地影响了汉代的政治经济局面，直接重塑了汉代历史的发展脉络。
黄老思想恢复社会生产的措施，主要包括努力发展农业经济，以及放松商业管控等方面。 恢复社会生产的措施，构成黄老思想治国理政措施的主体；以恢复经济为核心的政策，内容最多、实施效果最优，对于汉代乃至中国古代历史的影响同样最为显著。
黄老思想努力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，主要包括增加农业人口和轻徭薄赋。汉初农业生产面临的主要问题，基本是农业人口缺失导致。
黄老思想针对农业人口不足的问题，主张释放奴婢并为这部分人群分配一定数量的田地，使得大量的奴隶人口的生产积极性被极大调动； 同时，黄老思想鼓励社会积极生育，以便弥补因战争导致的人口死亡数量骤增缺口，实现农业人口的快速增长。
轻徭薄赋的政策，主要为在努力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，进一步增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。 黄老思想主张与民休息的经济政策，导致汉初的税率基本为十五一税，部分统治时期出现三十一税，为民众的生活生产预留充分的发展空间。
极低的税率极大地增强了农业生产的积极性，使得汉初的农业生产在较短时间内恢复正常水平。黄老思想放松商业管控的目的， 主要为刺激社会商品流通，从而增强社会经济活力，其核心逻辑仍然为恢复社会生产力。
黄老思想放松商业管控的措施，包括“驰山林湖海之禁”，以及鼓励地方商业积极发展。 对商业活动的松弛，极大地帮助民间经济迅速恢复活力，使得汉代中期，能够出现“天下殷富”的局面。
除却经济措施，黄老思想对于社会法制，同样进行了一系列改革。黄老思想不否认法制对于社会治理的重要性，但是相较于秦代法家思想的主张，黄老思想对于法制的应用明显慎重。
黄老思想的法制观念，基本可以被概括为“宽省刑法”，大量秦代律法被废除或者简化，使得汉代初期的法律体系相当宽松； 对于违法行为的惩罚措施，同样得到较大幅度的缓和，许多残酷的处刑手段被废止，社会法律整体趋于温和。
通过黄老思想，汉代的社会以及基本摆脱秦代及秦代以前社会的负面影响，为汉代社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历史基础。
黄老政治的实施时间，为西汉高祖至西汉景帝，前后大约七十余年；西汉武帝即位之后，采取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统治政策 ，使得黄老思想基本彻底淡出汉代政治，并且在中国古代历史当中没有再次出现。
黄老思想存在的时间短暂，并不能够否认黄老思想对于汉代社会的巨大影响。毫无疑问的是，黄老思想对于汉代社会生产的恢复，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。 通过与民休息的治国理政措施，黄老思想成功帮助汉代社会，在较短时间内实现社会生产的全面恢复，为汉代中期的大一统局面奠定基础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黄老思想主张的“无为而治”，对于社会生产基本恢复的汉代中期，出现明显的治理缺失问题。 黄老政策对于农业生产的粗放型管理，导致汉代中期出现比较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；其所提倡的朴素生活方式，在社会财富变动的时代环境当中，同样无法得到有效实施。
同时，黄老思想的治国理政措施当中，地方的权力被明显扩大，导致汉代中期出现地方政权和中央政权对抗的局面，极大地威胁了汉代政权的稳定性。
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，使得西汉武帝时期，黄老思想已经基本不适合汉代社会发展的需要。 汉武帝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理念的主导方向，标志黄老思想彻底退出汉代政治格局。黄老思想对于汉代的影响，同样体现在汉代的社会文化层面。
黄老思想的施行，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汉代的宗教生活面貌，使得阴阳五行学说在汉代社会普遍流行，甚至间接影响了汉代儒学的精神风貌， 对于董仲舒的新儒学以及东汉的谶纬之学，均产生了深层次的内在影响。
黄老思想所提倡的“无为而治”“自然理序”，对于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，同样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。 顺其自然的观点，在黄老思想的推动下，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性格的塑造。
黄老思想对于汉代，以及整个中国文化体系的影响是巨大的。黄老思想被认为对于汉代的大一统局面，奠定了作为前提条件的物质基础； 汉初黄老思想的实施，构成汉代中期社会强盛的历史背景。
虽然黄老思想实施的后期，由于没有及时转变治国理念以适应时代发展需要，对于汉代社会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；但是黄老思想对于汉代社会的历史贡献，仍然是功大于过的。
理解汉代的黄老思想，是理解汉代历史的重要途径。基于对黄老思想的把握，有利于形成对于汉初历史的深刻理解，从而帮助形成对汉代历史的全面认知。
参考文献
《史记》
《淮南子》
《汉书》